二、闹家戏
作者：杨浩有 发布时间：2019-06-24 浏览:
家戏也叫“社戏”，是我国民间广泛流传在“社”中进行的一种有关宗教和风俗的戏艺活动。
“社”原指土地神，是祭祀的场所，古代将方六里之内称之为“社”，由此可见，“社戏”在古代是源自于一方区域内，由村民自发组织的一种祭祀活动，开始时，以清唱为主，后来演变成有服装、道具、乐队、场地等各类演唱条件的小型戏班。
在曲沃，家戏兴盛于清末至民国初年，多由一个村子自发兴办。过去，农村中的文娱活动很贫乏，村民们一年四季看不到文娱演出，生活显得枯燥乏味，所以一到冬闲，就想着到哪里去过过戏瘾。那时专业剧团很少，一般是一个县只有一个，他们大都在县城或者地市级城市演出，很少能来到乡下。即使来也会要价很高，村子里接待不起，再加上戏台、场院、灯光、食住条件等根本达不到人家的要求，所以多数村子一年四季也演不了一场戏。村民们无戏可看，只能自己想办法闹家戏。
闹家戏得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得有人才，也就是懂得戏、会唱戏、能吹拉弹奏、爱红火热闹的一批人。其次是得有幕布、服装、灯光、道具以及各种音乐器材。最后是得有活动资金，每场戏都得有买化妆品和其它专用器材的钱。
在这三个条件中，人是最关键的，一个村子中只要有三五个爱唱、爱拉、爱红火热闹的人，便有了闹家戏的核心。不会唱、拉，他们就四处去学，只要听说哪里唱戏，不管跑多远的路都要去看。看戏时，爱唱的专心模仿职业演员的唱腔、道白、动作，回家后在地里边干活边演唱，有时还会扭达一阵；爱拉、爱打的不坐台下，专门坐在打板师傅和拉胡琴师傅的背后，专心地看，两手不停的模仿，久而久之也就学会了几招。再加上过去村子里经常会有红白喜事，在办事时都要请一班鼓乐队，唱几回折子戏，这些会唱、会拉的“跑事人”大都一专多能，他们自然就成了闹家戏的师傅。如果本村里有这样的人，那他们自然就成了导演。如果本村里没有，就到附近村子里去请，请来后，让人家一招一式的教，一句一句地传，所以很快就培养出了一批人，能排练出几出小戏。比如杨庄村就请了里村长期从事打鼓的跑事人柴天福，西常村就请了王村的打鼓师傅张振家，义城村请回了老剧团演员袁保子，西杨村请来了史村的打板师傅木儿等。这些有一定演唱和弹奏技艺人员的加盟，为农村家戏的诞生和成长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有了人才，剩下的就是资金了。过去村子里没有公共积金，大都要靠村民摊。村民们都爱看戏，一听说闹家戏，积极性都很高，很快就行动起来。像西杨村，在 1950 年正月成立家戏时，村民杨宝弓一家就承担了买全套幕布的花销；畅文明出资购买了桌裙、椅褡以及其它的道具。喜欢乐器的人大都自己买板胡、二胡、笛子、三弦等。有些村子收不起钱，就改收实物，比如杨庄村每户收 5 斤棉花，下坞村每户收 10 斤小麦，还有些村子收烟叶，收下的东西变卖后再置办布景、器材及化妆品等。总之，只要有人号召，有人跑腿，有人发动，一切困难都可以很快得到解决。
就这样，在 1950 年前后，曲沃县很多农村业余剧团都相继成立起来。最初的家戏团因为人少，器材简陋，只能排些简单的折子戏，曲调也多以眉户剧、秧歌调为主，比如《张连卖布》、《三娘教子》、《安安送米》等。一场戏也就三四个人，一个晚上唱上三四出戏，再表演一些清唱、快板、琴书调等。不管如何简单，村中的家戏团总算是登台亮相了，这会让村民们非常的高兴。看戏时的情绪很高，即使是在十冬腊月，也会安坐台下，纹丝不动，直到演完才散场离去。
家戏团的演出大都在本村老戏台上，没有戏台的临时搭一个，演出时间多为晚上。晚上唱戏首先得有灯光，过去没有电灯，最早用的是铁碗棉油灯。在戏台前柱子上端，挂上两上直径一尺大小的铸铁油碗，里边各灌上四五斤棉油，各放上五六根棉花灯捻子，点燃后能将台上照明，能看清演员的面容。幕布也很简单，大都是三道幕，前边有一道能上下拉动的大幕，中间是能两边开合的小幕，最后是一道固定的白色底幕。台上放上几把桌椅、板凳，再放些根据剧情需要的临时道具，比如织布机、花轿等。乐队分为两伙，一伙为打击乐，有板、鼓、梆子、马锣、小锣、钹、唢呐等。一般有四人击打，每人管两样。另一伙为吹拉器乐队，主要有板胡、二胡、笛子、三弦等，也是四人演奏。
演员也按生、旦、净、末、丑来配备。比如《张连卖布》就得有丑角、正旦来演，《三娘教子》就得有正旦、老生、青衣来演。可以说，最初的家戏团都是以角色来决定演出的剧目，也就是说，剧团有什么样的角色，才能演什么戏。建国初，农村妇女很少抛头露面，更没人敢登台唱戏，所以最初的家戏团很少有女演员。剧目中凡是女角都由男性来客串。这就要求演旦角的男子长相俊、嗓门细，还能模仿出女人的动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戏剧表演中，男扮女角十分盛行，成了那个年代戏剧表演的一大特色。其中南属寺村的尹德华、李玉杰，西杨村的张敬善，杨庄村的杨燕山等，他们都成了那时稍有名气的男性名旦角。
建国以后，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妇女们当家作主走向社会的思想意识越来越强烈。许多妇女开始登台演出，成了家戏剧团中的活跃人物。妇女们演旦角，无论唱腔、动作都比男人们要优美柔和得多，给家戏的演出平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也使家戏的演唱水平提升了一大截。其中南属寺家戏团中的秦翠兰、西杨家戏团中的小桂兰、曲村家戏团中的靳玉花、下坞家戏团中的王引小等都成了闻名全县的女演员。
最初，家戏团演唱的剧目大都是以传统历史剧中的折子戏为主。后来，党和国家号召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服务，许多家戏团开始排练现代戏。比如建国初国家实行服兵役的制度，为了动员青年男子踊跃参军，南属寺家戏团排练了《送子参军》、《断手》、《全家红》、《解放台湾》等；为了配合妇女解放，争取婚姻自主，不受封建制度束缚的政治宣传活动，西杨村家戏团排演了《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红香泪》、《梁秋艳》、《小女婿》等；为了宣传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少村子的家戏团排演了《闹不成》、《中秋之夜》、《箭杆河边》、《分红以后》等。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宣传阶级斗争和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里，各村家戏团又排练演出了《槐树庄》、《渡口》、《大寨路上一家亲》等；在文革期间，为了响应大演样板戏的热潮，各家戏团大都排练上演了《红灯记》、《杜鹃山》、《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同时小歌舞、小演唱、表演唱、快板、双簧、相声、舞蹈等也都成了家戏团中必不可少的表演节目。
在大演现代戏的过程中，一大批有知识、有演艺技能的人被吸收到家戏剧团中。他们有的承担了新剧目的主角，有的编写剧本、设计布景，有的谱写唱腔和曲调，成为家戏中的台柱子和导演。这样以来，使家戏的演艺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文艺骨干。这些人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演艺活动中不断提升，其中不少人后来被抽调到本县或外县的职业剧团，成为名演员、名师傅。也有的被调入县文化局、文化馆，成为全县文娱活动的中坚力量。
为了推动家戏的发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县政府经常组织文艺汇演，将各家戏团中的优秀节目集中起来进行展演，给予了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这样以来，全县的农村业余剧团得到了更加迅猛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县涌现出的优秀家戏剧团不少于七八十个。其中北董乡的南属寺、东闫、下裴、窑院、景明、裴南庄等村，史村镇的西杨、王村、西常、听城、靳庄、吉许、南韩、县册、周庄等村，曲村镇的曲村、下坞、义城、杨庄、闻喜庄、吉祥、修义、方城、小巨等村，杨谈乡的杨谈、万户、下院、石桥堡、山下等村，里村镇的里村、蒙城、文敬、南柴、安定、新定、北辛店、北柴等村，高显镇的汾阴、高显、高阳、段家、安居、荀王、西许等村，乐昌镇的东关、西南街、席村、东韩、西张寨、马村等村。这些村子的家戏团，演员阵容大，乐队齐全，编制人员和演唱人员都有较高的水平。他们演出的场面较大，活动次数多，为活跃村民生活，推动政治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像南属寺、东闫、西杨、县册、窑院、靳庄、曲村、杨谈、里村、汾阴、段家、东关等家戏团，因经常参加汇演，表现突出，多次受到县政府及文化局的表彰，成为全县红极一时的农村家戏剧团。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思想意识的不断提升，加之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形式逐渐深入到各家各户，人们对文娱活动有了新的欣赏标准和更高层次的要求，致使家戏这一带有深厚草根形式的文娱演唱团体很快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消失在新形势下的文娱活动之中。
家戏不复存在了，那些活动在农村舞台上的一代老艺人们也大都离去了，然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能够填补农村文化娱乐活动的空白，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愉悦，能够推动那个时代各项政治运动的顺利开展，能够鼓动起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能够激荡起村民们的良好家风和村风，家戏完全可以说是意义重大，功不可没！真正是那个时代优秀的文化遗产！
家戏已经远去了，但人民群众忘不了那些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曲调，更忘不了那些为了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而不计报酬、不辞劳苦、甘愿奉献的老一代艺人。人们怀念那些振奋人心的演出场面，珍爱那些让人们回味无穷的家乡戏！
